0
0
毕业后，我决定回国发展。这并非为了“回馈祖国”、“落地归根”的缘故，反之，我一直觉得在剧场的领域里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回来，纯粹是因为自己更想在生长的土地表演给‘乡亲’们看。学戏多年，看到了很多美丽的东西，很想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分享。马来西亚本身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 – 不只是文化多元，更难得的是各个文化还保留着自己的一席之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同化。这不就是一个很好且肥沃的创作土地吗？
不过，这多元文化的特质在本土是鲜少被启动在剧场创作中，或说鲜少被提出来让观众关注。当然我们还是不乏这类型的作品，但很多都是集中在吉隆坡，或即使是运用本土独特的多元文化色彩作为创作背景，其运用的元素很多也只局限于外在形式（如本地口音、融合多元种族色彩的造型等等），却没有深入到作品的内容和其中探讨的多元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包括很多影视作品的创作桥段与架构还是取材自国外影视作品的题材。
这多少也是因为要配合观众的口味（观众因为有线电视台的大量引进欧美中港台作品而大受影响，对本地题材越来越陌生甚至无法接受），而将原创的本土作品加入一定的国外流行文化元素（如港剧、韩剧桥段）。这些元素很多都跟本土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面貌有很大的差距，然而观众还是照单全收，原因是出在对于国外流行文化的一种亲切感甚至归宿感。我们不难听到家里一些长辈们看了一些渗入了港剧或周星驰电影桥段的作品都会引以为荣的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作品啊！”，然后就认同了这看起来是原创实际上还是‘参考’国外流行文化的作品。个人认为这种认同感也是出自一种可能潜伏已久的文化自卑感。对很多观众来说，只要有着国外流行文化元素的话，就是有了国际水准，那就‘得分’了。这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及艺术的原创性有弊无利。
然而，这一切让我意识到，其实马来西亚是一块还未真的开发的创作土地，于是就回来了，而且选择了一个艺术资源匮乏的城市来试试开发。因之前就知道这个城市没有“剧场”，人们也未必就知道戏剧是什么（这很正常，在我家乡就是这样），所以自己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开发一定很不容易。几年下来，确实证明很不容易。首先本地人都把戏剧当成是一种爱好而已（实际上它是一种专业），对它就不会有多大的重视，那也没什么，可问题是，大家就少了对戏剧、对艺术最基本的尊重。比如说，很多人都在不理解戏剧是什么之前就随意把它解读成另一种东西。很多人都向我建议说可以用戏剧来做什么做什么，但戏剧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式，不是也不能成为任何教育界、商业的或旅游业的附属品。其中一个怪现象是发生在教育界，在市内有很多的教育中心都有开办Speech and Drama班，当时想，或许至少可以从这方面先开始看看有什么可能性，然而探了究竟，发现，教课的老师英语教的很好，但却很少真的学过Drama甚至不懂得那是什么。
我纳闷，那为什么要在课程名字上冠一个 “Drama”呢。更好玩的是，我去另一家著名的教育中心面试，想说我学过Drama，应该可以在这教课吧。没想到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院长认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够好，完全没理会我的戏剧文凭就婉拒了我，还游说我去他的中心学英文呢。另一次是去一间艺术学院谈合作可能性，院长竟建议我们去找旅游部谈可能性。旅游部？哦，院长是建议我们定期演一些传统舞蹈给游客看，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我又纳闷，我们搞剧团，为的是推广戏剧文化予本地观众，发掘本地的戏剧人才而加以培养，再者我们也不会跳舞，为什么一个剧团要去‘跳传统舞’给游客看呢？当时我很无奈，好不容易学了三年的戏，回到来竟当面“受辱”。
当然这些例子都还是比较“客气”，还有比较恶劣的情况，就是有些人简直把戏剧当成洪水猛兽。比如说一般学生的父母亲，很容易在还没搞清楚戏剧到底是什么以及观察孩子从戏剧课或戏剧表演里学到了什么之前，就直接判断它是浪费时间的，而且直接影响孩子的课业。然后无论孩子如何争取、我们如何解释分析，也都以“课业为重”为由硬硬把孩子与戏剧拉开距离。这感觉还蛮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还好孩子并没为这个而与戏剧“殉情”。
无论如何，这一切经历，其实没有带来太大的沮丧，当一个社会面对一个它不熟悉的事物时 (尤其是东方社会) 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比较容易倾向于把它看成‘怪物’。再者，真的必须重申，我国的教育制度对艺术、文化，甚至文学这些领域真的很不重视，导致我们的社会几代人都过于注重‘工作’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职业’的价值。‘工作’（job）是用来赚钱维生的方式；而‘职业’（vocation）就是你喜欢以及适合从事的事业 –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自己喜欢且有兴趣做的事。‘工作’的目的在于赚钱，所以你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只要能维生就好；‘职业’的目的是寻求生命的意义，简单来说，就是寻求一种让自己快乐并对社会有贡献的生活方式，因此职业只能有一份，而你一生必须贯彻始终的经营它。‘工作’解决我们的生计，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职业’除了解决生计，还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好，说了很多关于工作与职业的事，回来看看我们的社会。据我观察，我们社会里的大部分人，对生活的要求是停留在物质阶段的，精神生活的提升是不必要的（每年换一支新的苹果手机是必要的；多读一本莎士比亚是不必要的）。社会阶级 (对，我们民主社会里仍充满了阶级的区分) 的判断是以身家及物质的占有力为标准，不是知识学问的深浅。也就是说，懂得赚取物质财富之法的人，是比文学涵养高的人来得重要的。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如果同时办两场讲座，一场由著名企业家分享成功模式，另一场由著名文学作家分享创作理念，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都会参加前者（或大部分家长都会鼓励孩子去参加前者）；二、书店年终办书展，桌上放着一本教人如何致富的励志书，以及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前者很快就会被买掉，而后者可能在下一年的书展中会在同一桌子上再次出现。（这是个人的真实体验，我时常都是那个买后面那一类书的人，都轻易发现，似乎只有我在买）
问题是，一支苹果手机，真的比一本莎士比亚重要吗？难说。换个问法，一个供你应用的机器，比一本启发你思维的文学作品重要吗？答案也未必是错的。再换个问法，一个提供你有限方法的工具，比一个启发你无限创意与方法的思想更重要吗？那么，至少我个人认为，答案肯定是错的。当年贾伯斯研发苹果手机也是靠创意思考和博大的世界观来推动的，而不是应用另一支已被发明的苹果手机来研发的。少了创意思维、哲学思考能力和世界观，直接模仿学习别人的方法，那是完全本末倒置的现象。但我发现，我们的社会，的确处于这样的一个窘境。
我回来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面貌，很明显的，我处在逆流当中。
但在任何的逆流中，还是有着很多正在往上游努力猛冲的鲑鱼。有的正处于激流中，但大部分还潜伏在岩石下面，犹豫着要不要往上冲。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有一定的空间给这些‘鲑鱼’的。而这个空间必须由这一班‘鲑鱼’主动去创造的。在亚庇这些年，我结识了很多不同的‘鲑鱼’朋友，遗憾的是，有蛮多的这些朋友都‘变节’了，放下他们理想的‘职业’不顾，投身于不同的‘工作’。“为了生活啊”是大家共同的原因。因此，这个‘鲑鱼空间’一直载浮载沉，建不起来。我觉得，我们这个艺文圈子 (如果这个圈子真的存在的话)，缺乏了一样东西，叫做坚持。
无论如何，我就这样成了其中一只鲑鱼。作为一只稍有经验的鲑鱼，我觉得，我能做也该做的事情，首先是坚持游向上游，然后是努力发掘那躲在岩石下犹豫不决的小鲑鱼们。来亚庇的第一年，崇正中学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第一份“鲑鱼行动”就发生在该校的戏剧社 – 我成了戏剧社的教练。
接下来几年，经历过很多事情，要说的话，要用上百万个字来叙述吧。因此在这里，就分享一件事。那是在崇正戏剧社的第一堂课 – 一堂挺难过的课。这个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教练的戏剧社基本上是一盘散沙且无甚纪律。才第一堂课，我就对学生大发雷霆了。这边提一下，戏剧课跟一般的上课是不大一样的，我们都是以带活动为主，让学生从活动中体会表演的技巧，只有在一些戏剧理论课里才真正有‘讲课’的时候。所以上课的气氛并非很严肃的。但当天学生的不合作和松散还是让我少有的第一天就动怒了。
课程在不大欢乐的气氛下结束了。我一边收拾自己的教材，一边独自沮丧：看来‘鲑鱼行动’要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了。又想到未来的日子还要面对这一群毫无纪律几近不懂得尊重老师的孩子们，我顿时意志动摇了—我只怕我没有这个耐性挺下去。
这时有人说话了：“老师，我很开心哦。”是戏剧社的主席，她一边擦白板一边说。“为什么开心？”我问。“第一次上戏剧课，好开心哦。”我“哦”了一声，没说什么，然后步行离开。走出校门都还在想着她那句话那个表情。
此时的我，其实刚刚夭折了一个演出计划，要开的训练班还无人问津，不知前面有没有路走。可是我带来了“第一次的戏剧课”给一个单纯而有理想的学生。
我想，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已做的事情正做的事情将做的事情会在任何人身上起个怎么样的作用。你只能相信、孤独的相信自己在做的是对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当现实的结果往往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是幸运的，因为她那句话在我困惑的时候出现，帮我清除了很多杂念，让我继续往上游冲。无论未来结果如何，我在此时此刻，发掘了一个闪闪发亮的‘鲑鱼’。
这个学生，目前在我以前毕业的表演学校学着戏，也就是说，往日那个终于“第一次上戏剧课”的‘鲑鱼”学生，现在升格成我的学妹了。
文：卜卜剧场的创办人程守明
作者简介：
程守明毕业于新加坡“剧场训练研究课程”。2012年，守明创办了卜卜剧场，开始全职从事剧团的戏剧教学以及编导工作。他也是“外传统游艺团”国际剧团的团员之一。2008年，守明参于国际著名剧场导演赖声川执导的戏剧《宝岛一村》。此剧曾在世界各地（台湾、新加坡、中国、美国、香港等）巡回演出，至今已演出超过200场。近期作品： 《宝岛一村》(演员) 、《死都丌给》（编导）、《见红》（编导演）、《人民公敌.现在进行式》（编导）等等。
~此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并已刊登于2016年1月31日的星洲日报沙巴地方版。
